中国官本位的思想根深蒂固，许多拆迁户一听说征地拆迁案件很多就是要告政府及其相关部门，第一反应就是和政府打官司打不赢。也有工作人员放出风，找政府打官司，连案子都立不上。

的确，在中国行政诉讼往往存在立案难、胜诉难等一系列难题，当然也不排除行政机关对法院司法工作的干扰。但是“民告官”是《行政诉讼法》赋予我们的一项神圣不可剥夺的权利。试想一想，如果老百姓告的没道理，就算立了案也是败诉，为什么不给立呢?不立案说明他们心虚，你们已经胜出了。

需要注意的是，征地拆迁安置补偿纠纷胜与败的标准不在于某个官司的输赢，而是要看最终的补偿有没有提高，如果提高了，你就赢了。

一边对法院没信心，认为法院听政府的，一边却又找政府上访。访民一边抱怨上访就是踢皮球，一边还在一层一级不断往上告。如此纠结的原因在于抱着“当官要为民做主”的传统观念不放，认为政府应该为老百姓包办一切，就算打官司，法院也得听政府的。

事实上，信访局、信访办这类机构只是一个接待部门，它的主要工作职责是受理、交办、转送信访人提出的信访事项，更多的作用体现在对信访事项的协调、督查方面，对信访事项往往无权直接解决，就是说“你有权信访，他无权解决”。所以，访民觉得自己像被踢皮球一样被踢来踢去也就不足为怪了。

走完一轮信访短则半年，长则一年。一轮解决不了，就启动下一轮上访程序。周而复始，不断轮回。久而久之，就成了一个解不开的死结。2014年初，国家信访局明确表态对于涉诉信访案件一概不接待。这意味着拆迁安置补偿纠纷及与其相关的行政违法案件必须通过司法程序解决。

征地拆迁涉及人数众多，大家谁也不愿意做出头鸟，就选择随大流，希望搭搭便车，等其他人先采取行动或有了结果，再依葫芦画瓢。可是，征收拆迁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解决的，等到征收人或行政机关通知“限期自行拆除，否则就强拆”时，才发现大事不妙。到了法院或法制办，被告知已经过期了，无法受理。

因为，《行政复议法》和《行政诉讼法》均对时效有着具体规定。如：对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行政相对人或利害关系人应该在知道该行为后的两个月内提起行政复议或三个月内提起行政诉讼;未告知诉权的，在知道该具体行政行为内容后两年内起诉;不知道行政行为具体内容的，涉及不动产的为二十年，其他的为五年。

一旦超出了法定期限，被(拆迁)征收人将失去胜诉权，即便你再有道理，法制办、法院也会以超期为由驳回复议申请或起诉。所以，大家应该及时行使法律给你的权利，以免过期作废。

中国固然是个熟人社会，有人好办事。但是你得先看清楚了求人办的什么事，像征地拆迁补偿这样的事情，十有九不成。拆迁背后有着利益集团，借此获取暴利，这已是公开的秘密。

俗话讲，好汉不挡别人财路。按照官场潜规则，张书记的项目，李市长不插手，反过来也一样。所以，不是关系非常铁的朋友，不会问你的事。就算你找到了个熟人替你讲情加价，要知道这相当于那个领导自己口袋里往外掏钱，领导能乐意吗?即便给朋友面子，加了一笔钱，可能一算离你心里想要的数额还差一大截。这个价格接受还是不接受，接受吧，亏得太多，心有不甘，不接受吧，得罪了朋友。搞得自己两头都不是，什么好也没落着。

所以，打铁还得自身硬。求熟人，找关系，这条路不靠谱。

常常听到拆迁户讲“拆迁太黑了，他们动不动就堵门砸窗，甚至打人”。他们偷偷摸摸的搞这些小动作是因为无法通过正当途径合法拆迁，所以，就通过一些下三滥甚至违法手段给大家造成心理恐慌，进而达到逼迁的目的。如果有人承受不住，签字腾房，就正中了他们的圈套。

遇到违法之事，大家首先要积极报警，事先可以在室外安装监控，为破案收集保留好证据，有条件的也可搞好联防，遇上不法分子，大家齐心协力将其抓获扭送公安。如果公安不依法处理，可以告公安违法。

生活中经常见到或听到一些拆迁户武力对抗强拆事，有用砖头石块砸的，有泼污水汽油的，甚至双方短兵相接，互有伤亡的。就像去年云南晋宁暴力拆迁事件一样。拆迁其实对于“暴力抗法”，有些拆迁单位或政府并不担心(有的还盼着拆迁户这样做)，因为，你的言行一旦过激，触犯了法律，正好借此先拘留。要么签协议出去，要么等着法律制裁。

比如青岛平度市陈宝成案件，维权没有成功，因为扣押司机被以涉嫌非法拘禁罪逮捕，安置补偿尚未落实，自己却身陷囹圄。通过武力维权成功的凤毛麟角，少之又少。

这里说的贪，是指极少数拆迁户通过诉讼、信访或其他方式维权后，征收拆迁单位愿意支付的补偿款已经达到或超出了他原先的要求，但自恃手握某个胜诉裁决或其他有利条件，而不断提高自己补偿标准。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确定了“同房同价、市场价补偿”等基本原则，所以，大家可以据此测算一下自家房产值多少钱，把这个价格作为将来争取补偿数额的参照基数，只要接近这个参数了，说明补偿基本到位了，就得见机行事，见好就收。否则，谈崩了，吃亏的是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