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规定：“在履行行政协议过程中，可能出现严重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被告作出变更、解除协议的行政行为后，原告请求撤销该行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该行为合法的，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给原告造成损失的，判决被告予以补偿。”
 

根据以上规定可知，行政协议中行政优益权属于一种行政机关的“特权”，可以超越合同缔约及诚信规则。那么行政机关作为行政协议签订的一方，既做运动员，又当裁判员，必然会影响行政机关的公信力，也会对合同缔约另一方普通老百姓的合法权益造成侵害。因此，行政协议中的行政优益权的行使必须满足一定的条件才能启动，至少应当满足以下几点：

1、需可能出现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

损害的只有是“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才可以适用，且公共利益需要是法律规定层面的，行政机关的自我认为或者解读是不适用的。2015年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5〕9号），对行政协议单方变更或解除权行使条件作了规定，确立了公共利益需要与其他法定事由标准，至今也仍具有参考价值。其中，明确了以“法律规定的公共利益需要”解释替代“事实上的公共利益需要”。法律规定的公共利益需要，是指个案中的公共利益需要存在现实的法律依据，至少是法律的初步规定，而非完全由行政机关自行决断。

例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8条规定了市、县级人民政府有权出于“国防和外交”、“基础设施建设”、“公共事业”、“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旧城区改建”等公共利益需要作出房屋征收决定。该法中，公共利益经法律的初步解释，具象化为五种类型化的公共利益。

《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五条规定了，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有下列情形之一，确需征收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可以依法实施征收：

《土地管理法》对于“公共利益”采取了罗列式和兜底式规定，且最终对“公共利益”定位在“法律规定”层面。所以行政协议中行政优益权中的公共利益必须是法定的，并不是抽象的，也不是某个行政机关的自我解读和理解，只有这样才能防止行政机关对行政优益权的滥用。

2、损害需达到“严重”的程序。

损害必须可能达到严重的程度才可以启动，公共利益是全体社会成员的公共利益，法律保障公共利益，也就是保护人们的共同利益，保护每一个公民的自身利益，承认公共利益优先并不否认个人利益的存在及实现。在平衡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时，只有继续履约会对公共利益的损害达到一定严重程度才可适用。如果仅是轻微的损害，则是需要严格遵守合同缔约规则继续履约的，只有在没有其他替代方案，存在一定必要性的情况下，才能采取变更、解除协议的方式。

3、举证责任由被告承担。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规定，对行政协议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那么行政机关应当对变更、解除协议的公益目的、事实和法律依据、必要性等举证证明。如果举证不充分，则应判决行政机关继续履行、承担违约责任。

综上，行政机关在行政协议中不具有抽象的、普遍的、无条件的优益权。“法无授权不可为”作为一项公法原则，没有法律的授权和规定，公权力不得作出侵害公民权益的行为，在行政协议履行过程中同样适用。